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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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口晓方线上的一面红旗。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口晓方线上的一面红旗。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作为这样一面旗帜，基本上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的推行，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陈永贵与大寨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大寨成为天天出典型出经验的地方，成为一些人为个人荣升制造资本的地方，艰苦奋斗的精神淡化了，弄虚作假的手段却不断使用，这场运动给大寨本身带来了悲剧，也给全国农村和农业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斗。紧绷阶级斗争的弦“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等对大寨经验作了重新总结。他说：“近２０多年来，大寨走过的路，就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路，没有这个斗，就没有今天的大寨。”“什么是学大寨？学根本，就是学这个斗。”“我们的胜利不是抓生产抓出来的，而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抓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生产上不去，就是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捣乱，这种解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寨的光辉历史和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陈永贵对阶级斗争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和高度警觉性。他常说：“吃吃喝喝中有阶级斗争，说说笑笑中也有了阶级斗争，万事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为迎合当时的政治风向，他们不断寻２１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有时还可以看到“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经过岁月的冲刷，这些标语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了。然而，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可是个声震华夏、名扬四海的山村，“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曾席卷大地，磅礴九州。平心而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确实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以艰苦奋斗而出名。大寨村地处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海拔千米多的山区，这里属于太行山脉，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水源缺乏，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全村８００多亩坡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被分割成４７００多块。从抗战结束时起，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合作化生产，特别是在以陈永贵为首的村党支部领导下，大寨人凭着镢头和箩筐等简单粗笨的劳动工具，把全村大沟小沟都闸坝垒堰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阻止了水土流失，通过大施农家肥等措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１９６３年秋，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灾害，１００多条大石坝被冲毁，层层梯田冲成大沟壑，许多房屋倒塌。大灾面前，大寨人毫不气馁，又从头做起，当年取得抗灾夺丰收的胜利，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大寨的事迹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和宣传，成为农业战万　方数据找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上纲上线，要么以“反资”、“反修”为名，要么以“破坏集体经济”为名，只要够得上“反大寨”的就乱批一通，乱斗一顿，制造恐怖气氛。１９６６年，以郭凤莲为首的２３位“铁姑娘”要求离开大寨，去寻找新的生活。“全国学大寨赶大寨，她们为啥要离开？”部分大寨男青年因此不满和失望。陈永贵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影响，他激愤地说：“大寨，是毛主席说过的大寨，是党中央关怀的大寨，是周总理到过的大寨，是十几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过的大寨，是全国学习的大寨，是光荣的大寨，是有前途的大寨。大寨的年轻姑娘身在大寨不热爱大寨，这就是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上纲上线的高压下，“铁姑娘”们只好委屈求全。留居大寨。又有一次，大寨有几个姑娘在地头争着看记者送来的彩照，流露些许陶然之色。陈永贵当即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毒害我们的年轻人。”于是又进行了一番批斗。小生产者的愚昧就在于对任何新鲜事物的天生抵触心理和天然恐惧心理。这种乱批乱斗和当时的传媒所正面大肆宣传的“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相比而言，令人觉得哭笑不得。大寨、昔阳不但乱批乱斗，而且滥施刑罚，随意侮辱人格。社员刘金鱼失手打破了一只毛驴的耳朵，被认为是“破坏集体经济”的严重事件，当天就开批斗会。在斗争中，那些“斗士”竟然让刘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打耳光，直打得两人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事后，刘又多次被批斗，最后不堪受辱，被迫饮恨自杀。这种批斗后来扩大到“资”“修”之争以外的地方，反正只要够得上“反大寨”的，他们就照斗不误。昔阳虚报产量，弄得一些社员连粗粮都不能保证，揭不开锅，还不准社员外出讨借。西寨公社寺上大队共产党员、生产小队长李楞小，１９７４年到亲戚家借粮１００斤，就被扣上“反大寨”、“破坏大寨县的声誉”的帽子，职务被撤销，并被留党察看一年。大寨公社井沟大队社员于万胜，境遇比他惨得多。于向亲戚借了点粮食和蔬菜，被诬为“反大寨”、“给大寨抹黑”，东西被没收，人被批斗。于挨打受饿，还必须照常出工，栽谷时支撑不住，昏倒在地。周围的“斗士”将他拖起来，用红泥涂脸，戴上红泥做的高帽子游街示众，第二天，于不堪凌辱。悬梁自尽。２２据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到１９７８年底，昔阳共有１４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人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下死去的。整。对准基层干部的一把刀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首肯“农业学大寨”为其决策后，亿万人民对大寨无限崇拜。陈永贵，这位４３岁才开始“扫盲”的农民，也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在“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时代，大寨和陈永贵成了真理的化身。“谁拥护大寨，拥护陈永贵，我们就和谁亲；谁反对大寨，反对陈永贵我们就和谁拼”。学不学大寨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立场问题和原则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由此竟然推理出了“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走资派”的荒谬逻辑。“文革”以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文革”时，大寨的经验变成了“斗”，而且，大寨成了特殊单位，人为拔高，重金扶持，弄虚作假，自力更生精神荡然无存。由于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大寨以种粗粮为主，大砍经济作物，社员苦不堪言。这种“典型”推广起来确实有困难。陈永贵认为，“文革”前学大寨运动搞不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手中没权。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于是，使用专政手段推广大寨经验又成了大寨、昔阳的创举，斗争的矛头对准农村基层干部。陈永贵从１９６７年在昔阳造反夺权后，随后又青云直上，步步荣升，直至国务院副总理之位。他每年都要进行所谓的整党整风，撤换那些所谓“不学大寨、假学大寨”、“对大寨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走资派”。那些实事求是、不赞同凡事都要照搬大寨经验的干部成为推广大寨经验的“绊脚石”。受到批判或被调离岗位。大寨对“资本主义”是“追着斗，赶着堵”。他们宣扬“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没有搞懂何为资本主义之前，任凭小生产者的直觉判断，这个撵，那个赶，欲置“资本主义”于死地。大寨关闭集市贸易。割自留地尾巴，砍家庭副业，其他地方也得“割、砍、关”。执行不力的便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昔阳沾尚公社李小寒大队支书冀国成仅仅因为允许社员种自留地，上山割草去集市出售，便被当作“走资派”打万　方数据斗达３０余次，冀走投无路，被迫跳崖自杀。１９７０年８月，昔阳县在准备北方农业会议经验材料时，将过去整基层干部的经验总结为“整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以及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即“民主革命派”。昔阳炮制的又一个典型经验推广全国，同时，“整五种人”为在昔阳农村基层全面夺权准备了理论基础。据统计，１０多年问，昔阳以“五种人”等罪名被批判的基层党支部负责人共１１７人。与此同时，陈永贵欣赏的一大批“大寨式干部”受到破格提拔，他们极力效法大寨，敢批敢斗，敢揪敢打，说大话瞎指挥，把昔阳、大寨的灾难带往其他地方。凑。弄虚作假的样板“文革”中，大寨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吗？试看以下事例：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有一条７公里长的“军民渠”、６个蓄水池（３大３小）和一个“团结沟”渡槽。“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周围几个大队共同贷款、分摊劳力和解放军帮助修成的。６个蓄水池仅有１个小水池是大寨自己修建的。“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县、社专业队修建的。“军民渠”和５个蓄水池，县社就投工七八万个，投资２０余万元。大寨的高空运输索道，其负责人一直说，是由他们自筹资金、自力更生搞起来的，其实是在阳泉矿务局和阳泉市二轻局农机厂等单位的大力援助下搞起来的。虎头山上的４００亩松树，大寨负责人一直宣扬是他们自己植下的。而实际上是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每年春天，由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学生自带工具和干粮植下的。树苗都是由国家无偿支援的。据不完全统计，大寨得到的各类援助共达８４．４５万元，户均Ｌ万余元，人均１７５０余元。这些援助和照顾，要么以各种试点的名义，如机械化试点，要么把援助品自标为“处理品”无偿赠送，以此表示在行动上真“学大寨”。各级领导为了保住大寨这面红旗，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支持照顾它，使它逐渐背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了重金“凑”出来的典型。作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也沾光不少，据统计，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昔阳每增产１万斤粮食，工业支援了１５００斤化肥，国家支援了１０００元钱。１９７３年，昔阳遇到了严重干早。陈永贵认为：“大灾就意味着大变，现在这场大灾，又不知道ⅡＬ咱变成啥新样昵！”他宣称：１９７３年的昔阳，将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天行有常，大灾之年能不减产已算胜利。昔；；日人民“一根扁担，两只铁肩”、“千里百担一亩苗”，经过艰苦努力，当年产粮１．４亿斤，这个成绩已是十分难得。但跟陈永贵夸下的海口相距甚远。他示意各公社在产量问题上做手脚，最后经他“确定”为２．３９亿斤，虚报数额高达近亿斤。上台阶容易下台阶难，从此，昔阳每年虚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还虚报了６０００多万斤。据《人民日报》披露，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昔阳共虚报粮食产量２．７２亿斤，占这５年实际产量的２４％。由于连年虚报，弄得有些社队增了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闹饥荒。”虚报浮夸的“瘟疫”流行于昔阳。界都公社为了充当养猪先进，把３０００头虚报为１００００头，号称“队队有猪场，人均一头猪”。结果是“养猪名列第一，卖猪倒数第一”。皋落公社西沟大队社员平时吃饭都在家里，但为了渲染“大干”的气氛，便让社员把吃饭的家什摆在地旁，供人观赏。１９７６年，联合国粮油考察组到皋落大队参观，他们立即把公社粮站的大米、白面借给社员作摆设，以示“大丰收”。大寨、昔阳乃至山西省有关单位的“上下相蒙”，从根本上说，欺骗了全国人民乃至党中央和毛泽东。２３万　方数据少人力物力。总之，“文革”几年中，大寨、昔阳所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样式越来越美，效益越来越差，群众形象地描绘：“水峪水库没有水，杨家坡水库裂着嘴，引漳入松见了鬼，西水东调挺了腿。”当领导的一个心血来潮，顷刻地动山摇。有的社队高喊“学大寨不走样”，“人家咋干咱咋干”，不然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们甚至提出了“队队有工程”，因为“没有工程就不算大干”，“没有工程就不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有的社队连现有的耕地还没有平整好，却硬要抽大批劳力搞“移山填沟”、“人造平原”，有的社队连水源还没找到，就急着调兵遣将，拉石运土，挖什么“胜天渠”、“反修池”，毁良田，耗资金，拼人力，到头来还是池底朝天。这种不讲经济效益的“大干”，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据统计，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昔阳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有３１０人丧生，７３０人伤残，搞了１０３９５个工程，全县平均每人投工４４０个，等于１２年中每个人在农田水利工程干了一年多时间。陈永贵等人宣称：“大批（判）促大干”，“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不了面貌”，他们利用经济强制的办法，使用批斗的棍棒，迫使群众大干。“早起四点半，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大寨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早饭、午饭都要送到地里吃。冬季的太行山区，滴水成冰，他们的饭送到地里都成了“冰碴饭”，郭凤莲自编了＜冰碴饭儿歌＞：“冰碴饭儿甜，冰碴饭儿香，吃了不忘本，千活有力量。”有的社队提出“大干”标准：“不脱棉衣不算大干，不流汗不算大干，不吃冰碴饭不算大干。”长年累月让社员如此大干，不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们要么累垮，要么成了应应付付的懒汉。而且，付出了巨大劳动的昔阳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益处。为了突出粮食产量，昔阳大面积种植高产的玉米、高粱等粗粮，大砍经济作物，社员们粗粮当顿，缺菜少油，日子苦不堪言。“斗、整、凑、拼”，从几个方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寨运动的真相。当十年浩劫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大寨、昔阳又回到了现实的土地。大寨经验轰轰烈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给全国人民、昔阳、大寨带来了巨大灾难。好在如今的大寨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重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大寨又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地方。拼。大干“面子工程”大寨出名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千支万流归大海，革命人心向大寨”。大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参观者面对着齐整的大寨田，赞叹不已。“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的吼声，在虎头山四周回荡。陈永贵在参观者的喷啧赞叹声中，头脑开始发热。他说：“胆子这个玩艺也是有阶级性”、“为革命就敢想敢干，浑身是胆。”他信口开河：“只要有了宏伟的气魄，不管是乱石滚滚的石山沟，还是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都能变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粮仓。”他认为，大寨和昔阳人民现在是“越干越敢干，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大干”，农田水利工程要做到“规模大、声势大、遍地开花、全面跃进”。从１９７０年以后，大拼大干的狂热笼罩着整个大寨和昔阳。大寨和昔阳负责人鼓吹“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为政治，百年大计，搞经济，眼前利益”。实际上，他们所宣扬的、所标榜的“政治”，是服从服务参观者的需要。这些工程既要体现出大寨、昔阳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又要摆在参观者易于到达的公路边、人面前，即成了不讲经济效益的“面子工程”。界牌岭是阳泉进入昔阳的北大门，某些领导感到这个荒坡“有碍观瞻”，在这里搞“人造小平原”。１９７４年，李家庄公社的专业队、民兵、青年妇女齐上阵，拖拉机、汽车、小平车全出动，整整干了３个月，投资７万元，治理了那个荒坡，对外号称１００亩，实际只有５０亩，每亩平均造价高达１４００元。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土坡上，用石头、水泥砌起一面石墙，外加油漆彩画，甚是美观，仅此一项又花费７０００多元，除观赏外，一无价值。皋落公社搞“一库一站三个池，二百米渡槽十华里渠”，“长藤结瓜，万亩灌区”，还修“玉带桥、月牙池、凉亭”，瞎干了５年，投工２８万个，投资３０多万元，由于水源不足，结果是干池、干渠、千槽的无用工程。有人在凉亭上题诗云：“生命诚可贵，此物更值钱。一无所用处，浪费好钱财。”大寨、昔阳负责人的头脑发昏发热到了何种程度。李家庄渡槽本来是上级施工单位一手修建起来的，它完全用钢筋水泥建成。可是某领导觉得没有显示出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便拿出来让外人参观，便立即要求用石头把渡槽全部包住，不让钢筋水泥露在外面，这样又白白糟蹋了不２４万　方数据

文章来源：《福建农业学报》 网址: http://www.fjnyxbzz.cn/qikandaodu/2021/0803/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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