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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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纪回曰辱。张湛彬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小山村——大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个普通农民的率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时代凯歌，陈永贵和大寨因此成为全

世纪回曰辱。张湛彬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小山村——大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个普通农民的率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时代凯歌，陈永贵和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典型和学习的榜样。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寨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带有政治运动色彩和“左”的成分，而陈永贵本人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初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着力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的典型，大寨正是这种非常难得的典型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解放初期只有64户人家，190多口人。由于地处太行山麓，自然环境恶劣，“七·4·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沟八梁一面坡”，为了提高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就要进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条件改造。大寨人针x,-J80％是山坡地，每逢大雨“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水肥露石头”的特点，采取了从坡到沟综合治理的办法。三战狼窝掌是陈永贵和大寨人艰苦奋斗壮举中极为辉煌的一笔。三战狼窝掌展示了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气概，证明了人类精神力量的价值。尽管我们不能无限地将其夸大，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意义不凡。善于发现典型，以点带面，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实现革命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和政治优势。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在着力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的典型，这个典型必须继承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又切实改变了贫穷面貌，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大寨正好是这种非常难得的“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典型。、1964年，我国已度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3月的北国，春光明媚。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河北邢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大寨不平凡的业绩，加上陶鲁笳十分真诚和富有感情的汇报，毛泽东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他越听越高兴，竞兴奋地站了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毛泽东一天听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这次汇报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从这时起，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月21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周恩来就委派农业部长廖鲁言率调查组进驻大寨，做了为期20天的全面考察。报告肯定“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建议“上下共同努力，使这面红旗越来越红，越举越高”。廖鲁言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这种符合农业客观规律的“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报告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寨存在的问题，如对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注意不够，有些铺张浪费，在某些方面流露出讲排场的苗头等。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5月10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郑重地提出农业要发扬大寨精神。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就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时，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介绍了大寨的事迹后，精辟地概括了大寨精神，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虽然没有露面，但大会召开时正逢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明了他对大寨模式和陈永贵的态度。12月26日中午，出席人代会的陈永贵没有同代表们一起共进午餐，而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陪同下出席了毛泽东的生日午宴。同时受邀的还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邢燕子。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午宴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毛泽东的厚爱使大寨和陈永贵的声望日隆。从60年代中期后，“农业学大寨”就开始了实际行动。在“农业学大寨”的十几年里，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7lO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中央和地方先后20多次在大寨和昔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许多党和国家黟塑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总理曾三上虎头山，学界泰斗郭沫若还把虎头山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麦加”。十年内乱中，大寨和陈永贵也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并奇迹般的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大寨成为全国阶级斗争风浪的发源地陈永贵出生于距大寨30华里的石山村。解放前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家庭的不幸和自身的遭遇使陈永贵对贫富差别有着深刻的体验，在他灵魂的深处积淀着对富人的仇恨和穷人的同情，这使他对阶级斗争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认同。陈永贵有一个优点，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善于表达思想，概括经验。如他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口号，同时还概括了这样做的十大好处，当时总结大寨经验的许多顺口溜在全国广为传诵。尽管后来陈永贵夸大了大寨经验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大寨在农业生产中，尤其是前期，还是非常讲究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比如他虚心向专家请教，注意改良农作物品种，合理密植，广积肥，巧施肥，秸杆还田等等。“大跃进”时代，“卫星”满天飞。产量报的高低不是生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说谎虚报是一种通病。陈永贵却不那样做。在别人把亩产都报到万斤以上时，他只陈永贵和大队社员在一起。·5·慧。嚣≯。世纪回曰牟骥．≯善如实报了540斤，不管上级怎么“启发”，都不改口。当有人说产量上不去就不能继续当劳模时，陈永贵埋头回答：“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据当时在山西晋中地区工作的雷震一回忆：“陈永贵是晋中地区惟一没有说假话的劳动模范。”有人说陈永贵有政治野心，似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这话难免有些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在“大跃进”的年代，陈永贵宁可不当劳模，也不虚报产量，反映了他还具有对弄虚作假抵制的基本良知和中国农民善良诚实的本色。十年内乱中，大寨和陈永贵也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后，夺权斗争席卷全国。2月，昔阳县也展开了夺权斗争，陈永贵以造反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其后还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陈永贵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陈永贵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晋升，极其引人注目。1973年中共十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再一次晋升，更为引人注目。1975年四届人大上，陈永贵当选为副总理，在11位副总理中名列第8位。可以说陈永贵的升迁，是政治内乱的大背景造成的，也与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用人思想有关。在“文革”中批判“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种条件下，一批来自第一线的I农兵成员进入了各级领导层。陈永贵文化水平不高，但从他的家庭出身、思想认识和对大寨创业的贡献，自然为最高领导层所瞩目，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并奇迹般的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适应政治运动需要，陈永贵借“造反派”的旗号，夺了昔阳县委的权，这一历史的演化，在后来我们可以看到，陈永贵逐渐成为“左”倾路线的代表，而在陈永贵率领下的大寨也无法逃脱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这个责任当然不能仅仅苛求陈永贵和大寨，后来党中央和山西省委也承担了责任。但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大寨的典型也确因政治需要发生了一定的异化，对此应引以为戒。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概括的大寨精神的头一个方面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这确实是大寨成为生产先进典型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内涵主要是指大寨在党支部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对农民进行热爱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国家多出力多生产。但是从“四清”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由于错误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突出政治”，把“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理解为“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大寨精神就是斗争精神”，“斗则进，不斗则退”，“斗得私字扫地出门，斗得私字挖苗断根，斗得人们头脑里筑起‘公’字的长城”。在思想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挺紧，一切都打上了姓“资”、姓“社”的印记。吃喝穿戴、言谈举止、兴趣·6·爱好、婚丧嫁娶、工作生产等等，稍有不慎就会上纲上线遭到批斗。从1966年到1968年3年间，大寨这个不到500口人的小山村，参加大批判的总人次竞达10万之多。斗争不仅在社员间展开，也在家庭里进行。社员贾承良的家庭批判会就有120次之多。大寨当时的口号是“别人批判过的，我们还要批，别人没有批判过的，我们更要批”，“不批就吃饭不香，睡觉不甜”。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也是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舞台，全国有些阶级斗争风浪就是从大寨发源的。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都在大寨召开。大寨和昔阳的经验符合毛泽东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即“穷过渡"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非常热衷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继续推进农业学大寨的进程。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很激动又很谨慎地说：备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耍。现在要耍。耍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得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耍哩!准备好!耍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地方“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遭!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在讲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是非常自信的，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和主张已走到了距离中国农村实际和农民心愿最遥远的那一点。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驴。 t一—蕃——．麓骖’翌坚竺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接见当时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制过渡的试点。1977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地方。陈永贵再三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多方的努力初见成效，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经过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暂时的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尽管中央文件对于过渡持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但lO％的数量也已经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数字了。1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时中国有8亿农民，10％过渡就是涉及到8000万人口，这个数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当年冬天，大半个中国动荡起来了。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省份的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一样。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对中国农村单薄生产力的杀伤力。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陈永贵掀起的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群众反应强烈，意见很大。接着到年末，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这个文件之所以严厉地批评了“穷过渡”，是因为这次会议前邓小平已经复出，党内务实分量增加，代表畅所欲言，一些过“左”的农业政策受到了批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安徽、四川的农民已开始了与陈永贵想法截然相反的又一次革命。因此，文件一改再改，而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插手的份了。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并不一致，陈永贵想来想去还是投了赞成票。大寨和昔阳已由全国农业战线上的鲜艳红旗变成了党在新时期工作重心转移中的老大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胡耀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点了大寨的名。文章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陈永贵并未转过弯来。当时，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他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1979年5月7日，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上，李喜慎谈形势，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大搞农田建设，整修二坡地都已超过去年。”熟知内情的人一听就知道话中有话。大寨和昔阳已由全国农业战线上的鲜艳红旗变成了党在新时期工作重心转移中的老大难。这种僵持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央有关领导开始做陈永贵的工作；山西省委推动工作展开的各种会议一次次召开；强调改革的各种文件一件件下发。这样，陈永贵和昔阳县委也吃不住劲了。1979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力的情·一7·、麓∥世纪回曰辱。{≯，∥j—————————————一+—————————————●—————————————-———————————————————————————————————————一况下，陈永贵回到昔阳做了工作布置。陈永贵对昔阳县委常委们说：对三中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成的。不能在上边同意，回来就动摇了。我感到这里同志们有点气，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会的态度。如果提到这问题，那就是说，昔阳没有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我起了阻碍作用。难道是我阻碍了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恐怕不是。有了陈永贵的正式表态和明确吩咐，昔阳开始动作起来。1979年12月17日上午，昔阳县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李喜慎宣读了晋中地委文件：经中共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刘树岗接任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对于这个变动，与会者自然心中都有各自的推论，但大家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他表示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不否定以往的成绩，要照顾好老陈的生活，等等。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将近中午12点，会议才告结束。陈永贵离开时，可想他的心情一定是极其复杂的。陈永贵在昔阳县的任职到此结束。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都不再担任相关领导职务，但公报发表时，提法与汪东兴等人有所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汪东兴等人是“辞职请求”，陈永贵是“解职请求”。至此陈永贵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算是基本结束了。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心中都愈来愈感到：老陈可能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昔日的火红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陈永贵面对自己多年下属的十分复杂的表情，自然不能不讲两句。他显得十分镇静地讲起这个变动的内情：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了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这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我提过三三制，就有这个意思。三中全会规定不进不出。我不能提。我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陈永贵还表东了对同事的感谢和对后任的希望，并嘱咐县委约束大寨，防止乱出点子。接替陈永贵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刘树岗随后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8·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9月5日载文：《评大寨经验》；9月24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10月8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光明日报》也于9月20日发表了《太行奇冤》；《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这些文章，在当时的震动的确很大。1980年10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陈永贵的许多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19口¨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亲切宴请人大代表陈永贵一左1)、邢燕子一左二一、董加耕一右1)。

文章来源：《福建农业学报》 网址: http://www.fjnyxbzz.cn/qikandaodu/2021/0803/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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